滕文公，名弘，生年不详，卒于公元前318年，周文王的后裔，战国中期滕国（今滕州市）国君。滕世系有考公糜，糜子元公弘；考公即滕定公，子元公。因为元公行文德，故谓之文公。周显王四十四年（前325年），定公卒，文公继位国君。
春秋战国之际，“滕，小国也”，处于列强之间。滕文公执政时，在八百诸侯并列、战国七雄争霸的情况下，他不以国小自卑，立志摆脱欺凌，按照孟子“政在得民”的主张，“法先王”“行善政”“施善教”，不但没被大国吞并，反而“强为善国”“卓然于泗上十二诸侯之上”（滕国比泗上其他十二诸侯国强盛），滕国被誉为“善国”，谱写了滕国历史上辉煌的篇章，至今传为佳话。
文公执政时的滕国，之所以获得“善国”的美誉，主要是因为他有不甘落后、争强图存的雄心壮志和善于学习、勇于实践的精神。滕文公还是世子（太子）时，就积极探索治国之道，利用一切机会向当时的儒学大师孟子请教富民强国之道。周显王四十三年（前326年），滕文公以太子身份出使楚国，听说孟子正在宋国，就在来回经过宋国国都彭城的时候，两次拜见了孟子。周显王四十四年（前325年），滕定公（滕文公的父亲）病逝，滕文公被立为国君，他对然友说：“我一直没有忘记在宋国时，孟子同我的交谈，现在我不幸遭遇父丧，我想让你到邹向孟子请教治丧之礼。”孟子教以行“三年之丧”之礼。然友回来后告之文公，文公决定实行三年的丧礼，但遭到宗室百官反对，说：“我们的宗国鲁国的前代君主，都没有实行过三年之丧，我们的前代君主也没有谁实行过，现在你要改变传统的做法，是不妥的。况且有记载说，丧礼、祭礼要遵从先祖的规矩。我们的做法都是有所继承的。”文公无奈，对然友说：“过去我不曾研究过学问，喜欢骑马驰骋，比试剑法。现在宗室百官都对我不满意，担心我不能竭尽孝道办好丧事，请您替我再向孟子请教。”然友再次到邹国请教孟子。孟子说：“是的，这不能求助于别人。孔子曾经说过：‘国君死了，太子要把政事托付给宰相，自己喝粥，伤心的面色暗黑，就临孝子之位放声哀哭，这样，大小官员就没有敢不哀伤的，这是因为太子带头做了。’上面的人爱好什么，下面的人必定对此更加爱好。君子的德行，好比是风；老百姓的德行，好比是草。风吹到草上，草必定倒伏。这件事就在于太子了。”然友回来汇报了孟子的话。文公说：“对，这的确在于我自己。”于是，文公住在丧庐里五个月，没有发布过政令诫示。百官和同族的人都赞同，认为太子知礼。到了安葬那天，各地的人都来观看葬礼。太子面容悲戚，哭声哀伤，吊丧的人们大为感动。滕文公继位之后，又礼聘孟子来滕，向他请教治国方略，待孟子为上宾。“孟子来滕，馆于上宫。”文公事无巨细地向孟子请教，孟子也尽心尽力地为滕文公出谋划策。孟子尽心讲授儒家仁政爱民思想，滕文公虚心听取建议并在全国推行，关于两人论政的故事有很多。滕文公问孟子：“滕国，是个小国，处在齐国和楚国之间，是侍奉齐国呢，还是侍奉楚国呢？”孟子回答说：“这个问题不是我能解决的。一定要我说的话，那只有一条，挖好护城河，筑好城墙，和百姓一起来守卫它，宁可献出生命也不离开百姓，这样就有希望了。”
滕文公问孟子：“齐国人打算在薛地加固城墙，我很担心，怎么办才好呢？”孟子回答说：“过去王住在地，狄人来侵犯，他就离开那儿到岐山下定居。这不是经过选择采取的做法，实在是不得已。如果一个君主能施行仁政，那么他的后世子孙必定有人能称王天下。君子创立基业留传给后代，正是为了能代代相继。至于说能否成功，那就靠天意了。您怎样对付齐人呢？只有努力施行仁政罢了。”滕文公问孟子：“滕，是个小国，尽心竭力来侍奉大国，仍不能免于灾祸，怎么办才好呢?”孟子回答说：“过去大王住在地，狄人来侵犯。大王把毛皮丝绸贡奉给他们，不能制止狄人侵犯；把良犬名马贡奉给他们，不能制止狄人侵犯；把珠宝玉器贡奉给他们，还是不能制止狄人侵犯。大王于是就召集地的长老告诉他们说：‘狄人想要的是我们的土地。我听说过，君子不把那些用来养活人的东西用来害人。你们何必担心没有君主呢?我准备离开这儿。’于是他离开地，翻越梁山，在岐山下筑城定居。人说：‘这是仁人，不可失去他啊!’追随他的人多的像赶集一般。也有的人说：‘这是祖宗传下来要我们代代保守的基业，不是自身所能做得了主的。’他们宁可丢掉性命也不肯离去。您可以在这两种做法中选择一种吧。”
滕文公问怎样治理国家。孟子说：“关心百姓的事是不能松劲的。《诗经》上说：‘白天割茅草，晚上搓绳索；赶紧修房舍，按时播五谷。’老百姓中形成这样一条准则，有固定产业的人就会有稳固生活的信心，没有固定产业的就不会有稳固生活的信心。如果没有稳固生活的信心，那么违礼犯法、为非作歹的事，就会有人去做。等到他们陷入犯罪的泥坑，然后便用刑罚处置他们，这就像是布下罗网陷害百姓。哪有仁人君主干陷害百姓的事的呢？所以贤明的君主必定要恭敬、节俭，以礼对待臣下，向百姓征收赋税有一定的限度。阳虎曾说：‘要发财就不能施行仁爱，要施行仁爱就不能发财。’夏朝每户50亩地，赋税采用‘贡’法；商朝每户70亩地，赋税采用‘助’法；周朝每户100亩地，赋税采用‘彻’法。虽然税制不同，但是税率都是十分抽一。‘彻’是‘通’的意思，‘助’是‘借’的意思。龙子说：‘管理土地的税法，没有比助法更好的，没有比贡法更差的。’贡法是比较若干年的收成，取平均数作为常数，按常数收税。丰年时，粮食多些，多征些粮不算暴虐，但却征收得很少；荒年，即使把落在田里的粮粒扫起来凑数，也不够交税的，却非要足数征收。作为百姓父母的国君，却使百姓终年劳累不堪，结果还不能养活自己的父母，还得靠借贷来补足赋税，使得一家老小四处流亡，死在沟壑，这样的国君哪能算是百姓的父母呢？做官的世代享受俸禄，滕国本来就实行了，何不再实行助法，使百姓也得到好处呢？《诗经》上说：‘雨先下到我们的公田里，接着也下到我们的私田里。’只有助法才有公田。由此看周朝也是实行助法的。解决了百姓基本的生活问题，还要设立庠、序、学、校等机构来教化民众。对于乡学，夏代称‘校’，商代称‘序’，周代称‘庠’；国家设的大学，三代都称为‘学’。这些学校都是用来教人懂得伦理关系的。在上的人明白了伦理关系，百姓在下面自然就会相亲相爱了”。孟子的许多重要思想都是在滕国期间发表的。如关于实行井田制的主张，就是与滕文公谈论如何治理国家时谈到的。滕文公派毕战来向孟子问井田的问题。孟子说：“您的国君打算施行仁政，选派你来问我，你一定要努力啊！行仁政，一定要从划分、确定田界开始。田界不正，井田的面积就不均，作为官吏俸禄的田租收入就不会公平，因此暴君污吏必定要搞乱田地的界限。田界划分正确了，给百姓分配的田地，制定俸禄标准，就可以决定。滕国虽然地方狭小，但也要有官吏和民众。请考虑在农村实行九分抽一的助法，在城市实行十分抽一的贡法。公卿以下的官吏一定要有可作祭祀费用的50亩田，其余的人给田地25亩。百姓丧葬迁居都不离乡。乡里土地在同一井田的各家，出入相互结伴，守卫防盗相互帮助，有病相互照顾，那么百姓之间就亲近和睦。一里见方的土地定为一方井田，每一井田900亩地，中间一块是公田。八家都有100亩私田，首先共同耕作公田，公田农事完毕，才敢忙私田上的农活，这就使官吏和百姓有所区别。这是井田制的大概情况。至于如何改进完善，那就要靠你的国君和你们自己的努力了。”
孟子不仅力劝滕文公积极倡导仁义，主张施行仁政，还告诫滕文公在选用人才方面，任用“贤人”。选用“贤人”不仅是施行仁政的体现，同时也是施行仁政的有力保障，孟子主张在选用“贤人”的时候，应进行多方面深入细致的考察。不能仅听左右近臣的话，也不能只听大夫的话，而且要听“国人”的反映，还要就实际的政绩进行考察。经全面考察，确认“贤者”后，方能加以任用。孟子告戒滕文公施行仁政应体察百姓的疾苦，为政者应该和百姓休戚与共，做到忧则与民同忧，乐则与民同乐。为政者只有做到这几点，才能得到百姓的拥护和爱戴。国家有难，百姓才能“亲其上，死其长”。在处理和邻国的关系上，仁政的原则就是体察邻国的国情，顺应邻国的民心。大凡符合邻国百姓的利益、受到邻国百姓欢迎的事就做，不符合邻国百姓的利益、不受邻国百姓欢迎的事就不做。
滕文公积极采纳孟子的建议，从滕国的实际出发，带领滕国人民奋发图强，不久滕国名声大振，远近都称滕文公为贤君，各行各业豪杰志士自愿来滕定居者络绎不绝。有一个奉行神农氏学说的叫许行的人，从楚国来到滕国，登门谒见滕文公，说：“我这个远方来的人，听说您施行仁政，愿能得到一处住所，做您的百姓。”文公给了他一处住所。他的门徒有几十个人，都穿粗麻布衣，靠编草鞋织席子为生。陈良的弟子陈相和他的弟弟陈辛，背着农具从宋国来到滕国，对滕文公说：“听说您施行圣人的政治，这样，您也就是圣人了，我们愿做圣人的百姓。”陈相见到许行后大为高兴，就完全抛弃了自己原来所学的东西，改向许行学习。陈相见到了孟子，转述许行的话说：“滕文公确实是贤明的君主。”从此，滕国人丁兴旺，蒸蒸日上，国富民强，善国之名远扬。
孟子为推行仁政游历各国，奔走呼号。但在那个只讲霸术、争权夺利的时代，大多数国家对实行仁政缺乏诚意，唯有滕文公执着地追求、坚定不移地推行仁政，直到去世。据清道光二十六年（1846年）《滕县志》记载，滕文公死后，埋葬的日子已确定，天下起了罕见的大雨雪，群臣都要求拖延丧期，太子不同意，群臣以古论今，反复劝说太子“而抚社稷”，所以感动了上天下起了大雨雪，推迟日期符合天意和文公的意愿。孟子听说滕文公去世，悲痛万分，亲自来滕吊丧，他认为拖延丧期符合“礼”。从滕县旧志记载的这件事来看，滕文公到死依然心系滕国百姓，是一位心怀仁政、爱民如子的诸侯王。在他任政时期，滕国也被时人誉为“善国”。这在诸侯一心为自身利益争霸不已的战国时代，是极为难得的。
